金融海啸带来的农民工就业冲击后，“民工荒”卷土重来。
近期广东、浙江等地人才市场纷纷披露用工短缺信息：一方面，对农民工的总体需求，特别是高技能人才需求在上涨；另一方面，由于培训的乏力，弥补不了农民工技能缺乏的短板，高技能人才供给缺乏，低技能或无技能的农民工，在人才竞争序列中位于劣势，薪酬增幅微薄。
据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消息显示，由于经济回暖态势，该市今年8月缺工达12万人次，在这些岗位中，大约70%需要技能型劳动力，比去年上升了近5%；尤其是园林设计、家具设计、工程设计、园艺技术工人最为抢手。
由于无法及时找到相应的技能人才，有的企业不惜重金求助猎头公司。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展新和同事们刚刚结束了关于农民工就业和培训的专项调研，他们在提交决策层的报告中建议，整合散落各部门的培训资源，劳动输出地、输入地通力合作，从而使农民工这一“就业脆弱群体”，技能上一个台阶。
供需不对称的民工荒
需求如此，人才的供给却不能对接。张展新对本报分析称，在一些地方，由于工资下降，进场农民工总数有所减少；而在另一些地区，一些进场农民工技能满足不了企业需要。
浙江省的数据表明，考虑到交通生活等成本，近期外埠人员求职比重大幅减少，连续两个季度，外省来浙求职的农民工共减少14.23万人。
减少的数据和工资的下降有一定关联。张展新介绍，此前他们在安徽枞阳县访谈了50个农户，有18户反映家庭外出务工成员的月工资平均下降100-300元，下降幅度在5%-20%；他们调研还发现，由于减产停产，在江浙、广东等沿海地区从事劳动密集型行业，尤其是制造业的务工人员，工资下降更为明显。
国家统计局刚刚披露的数据也显示，在暂未就业农民工中，２８．７％是由于“收入低，主动辞去工作”。
张展新同时提醒一个事实，随着经济的回暖，自5月份以来，企业订单增加，工人工资下降的趋势有所缓解。
但他表示，长期看，随着我国各地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无技能或低技能水平农民工低工资的状态很难扭转，技术熟手和高技能人才，会越来越吃香。
张和同事们的调研也确实佐证了上述看法，在沿海地区，对低技能农民工的需求数量有所减少。他们的抽样调查显示，在广东打工的农民工中，具有技能的占42.4%，比春节前高出近9个百分点，无一技之长的农民工就业需求下降，就业困难增加。
培训提升竞争力
用培训提升农民工技能，加大人才含金量，成为必然对策。社科院人口所通过调研，指出了现行培训体系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政策建议。
张展新指出，沿海地区的就业和培训政策本地化倾向太明显。作为劳动力输入大省，他们虽然也提出农民工素质提升对策，但这些培训政策主要面向本省农民工，如在今年该省的400万农民工培训计划中，外来农民工只计划100万，仅占广东外来农民工总量的5%，并且只有具有初级以上技能的外省农民工才有资格参加培训，门槛较高。
另一方面，在劳动力输出大省，培训方式单一，大多以引导性培训和短期培训为主，中长期培训和技能培训的比例不高，很难帮助农民工形成长期立足人才市场的“一技之长”。
“这样的结果是一旦面临类似的金融危机，产业结构发生调整，首当其冲的就是他们。”社科院人口所研究员王德文表示。
他们还发现，现行农民工培训管理体制和机制有也有待完善。张展新坦言，受财政水平限制，贫困地区地方配套资金有限，培训投入明显不足，而有限的资源又分散在不同部门，实行多头管理。
“目前，扶贫、劳动、农业、教育、工会、妇联等部门均有培训任务和规划，但是，培训投入和补贴标准不一致，培训资源难以有效整合”。
据此，社科院人口所提出了政策建议。在宏观政策上，他们建议，国家的经济刺激计划应把就业因素充分纳入，通过政府投资拉动更多的社会投资，从而推动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发展，从而创造更多就业机会。
在培训群体归属上，他们建议不能以户籍论，沿海地区和城市也应该考虑把农民工纳入本地就业政策体系。
在培训人群瞄准上，社科院人口所明确区分贫困地区有劳动力潜在培训需求的三种人。一是缺乏一技之长、就业不稳定，但仍在外的农民工，二是回到家乡，但由于家庭本身的困难不能参加培训的农户成员。三是有一定技能、但需要再培训的外出农民工。
此外，他们还建议将相关部门的培训资金统筹起来，制定中长期培训规划，将培训同扶贫规划结合起来。
“部门之间也要加强联动监控，防治套领、冒领培训费的现象出现。”张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