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5日，中国经济50人论坛2018年年会在北京举行，主题为“从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发展”。
多位政府官员和学者列席此会，参会者指出，完成向高质量发展的转换，需要三个转型：从数量追赶转向质量追赶，从规模扩张转向结构升级，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当前中国经济向高质量发展已具备多项有利的条件，比如消费贡献的上升，服务业占比的提高，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科技创新与技术扩散的活跃。而新技术革命也有可能抵消中国劳动力等要素资源比较优势的衰减，为经济转型提供机遇。
深化改革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根本途径。有观点认为应当对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336项改革进行全面的检查，不能让改革变成“一纸空谈”，而改革的一个重点是形成一个公平竞争的高效率市场，并发挥后者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防风险、尤其是金融领域的防风险在经济转型过程中至为关键。多位参会者强调要打破刚性兑付、消除政策扭曲、出清僵尸企业、发展资本市场。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需要系统性的策略，有学者建议打破金融领域监管机构各自为政的局面，设立货币政策、金融稳定和金融政策三大工作委员会，并以此为核心，加强政策协调，防范风险。
由要素驱动走向创新驱动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一鸣表示，当前的中国经济正从数量追赶转向质量追赶。他表示，改革开放从短缺开始起步，30多年来填补了“数量的缺口”，很多领域出现了产能过剩，而未来重要的任务是填补“质量的缺口”。
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
在发展方式上，王一鸣指出，中国最基本的特征就是投资拉动，而这一空间正在明显收窄，其基本原因就是边际效率的下降。“2008年以后，每新增一个GDP所需要的投入在逐年上升，带来的后果就是杠杆率的不断攀升，这也是中国金融风险不断积累的根源性因素。”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所长高培勇指出，中央基建投资在1998年之前不过几百亿，而目前已经将近6000亿，“基建投资本身是反危机的产物，其作用是拉动内需。但是这些年来，逆周期已经逐渐转化为顺周期了，该退的不退，每年还要保证都有增长，规模越来越大。”他表示，“随着高质量的发展，这笔钱如果不能精细化管理，就要适当地压缩投资规模。”
在经济结构上，王一鸣表示，过去的结构调整主要是依托产能、特别是工业制造产能的扩张，而当前传统制造业大规模扩张的阶段已基本结束，未来产业发展要从规模扩张转向结构升级，推动要素在行业内、企业间的自由流动。
当前经济结构正在出现一些重大变化，比如服务业占比在提高，中等收入群体不断扩大，消费结构正在迅速升级，这有利于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在此过程中，发展的动力将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王一鸣认为，无论是劳动力、还是土地，中国的传统要素资源红利都在消失。而现在最大的要素瓶颈就是创新能力和人力资本不足，全要素生产率亟需提升。
他认为，当前的科技创新面临较大的问题是产权激励问题，即科技成果的产权属性如何界定，要完善创新成果向企业的转移机制，完善知识产权的保护和应用。
值得注意的是，在科技创新和技术扩散上，中国正在进入一个活跃期，中国的研发强度去年是2.15%，超过欧盟国家的平均水平，独角兽企业占全球的比重也接近美国。在一些新兴业态上中国开始居于世界前列，这为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技术支撑。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隆国强则表示，中国正处于比较优势的转换期，而新技术革命将对劳动密集型产业产生巨大影响，进而为中国带来新的转型机遇。
以纺织业为例，隆国强表示，这一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在新技术的改造下，正在转变成资本、技术密集性产业。如果中国能抓住这一机遇，就能避免因比较优势消逝而出现的产业转移。
防范系统性风险需要系统性策略
在王一鸣看来，高质量发展最根本的途径在于深化改革，以此增强经济的活力、创新力和竞争力。这需要形成一个高效的市场竞争环境，倒逼企业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因此要确立公平竞争的基础性地位，进一步打破垄断，同时要关注新兴产业当中“赢者通吃”带来的新问题。
在改革方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吴敬琏表示，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336项改革，四年多之后，有必要检查一下到底做了哪些工作，哪些地方需要改进，哪些地方执行不力，而不是喊口号。“中央提出的目标是高屋建瓴的，但是不能落到实处时就变成一纸空谈。”
吴敬琏表示，过去政府的经济政策是以产业政策为中心的，而现在是以公平竞争为基础的，这需要对所有新出台的政策做公平竞争审查。当前不少政府机关习惯了用行政命令对不同的企业、产业、技术、地区做出扶持和抑制的规定，在他看来，部分产业政策文件与公平竞争政策是有冲突的。
转向高质量发展是靠政府还是靠市场？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称，当前各地出台了各种优惠政策、鼓励政策，比如通过财政补贴鼓励高技术产业，但总体效果并不好，效率也不高。在其看来，最根本还是要“靠一个公平竞争的高效率的市场”。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常务副院长白重恩表示，改革需要为地方政府设立一套自上而下的激励体制，要更加重视企业和居民的主观感受。
他建议将对地区生产总值的考核改为地区收入总值的考核，更加强调居民消费与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同时，税收归属也由生产地向消费地转型，同时加强对地方政府资产负债表的考核，从而控制风险。
防风险在经济转型过程中至为关键。由财政部转战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的楼继伟对此深有感受。“我现在返回投资界，看到的全是风险。”楼继伟直言，当前一个大问题就是全社会缺乏风险意识。
“我跟外资金融机构们对话，我们正在开放金融业，他们可以进来持股，而且是很高的持股，比如50%，甚至是100%。然而人家不愿意进，中国人看到的都是机会，他们看到的都是风险。”
楼继伟强调要关注政策风险，“政策风险是最不可预估的，我们经常看到的是政策监管从这一端走到那一端，这种不可预期监管方式会带来一定风险。”
金融领域是风险的集聚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表示，过去几年间金融风险在不同的领域之间游走，应当关注金融风险是否会从局部的单个领域的问题变成系统性风险。
他认为，过去40年中国金融保持稳定得益于持续高增长与政府的隐性担保，这使得一些问题在发展中得以化解，或者被掩盖。
然而一些因素正在发生改变，防范系统性风险正日益变得重要。首先，过去政府的隐性担保越来越难以为继，持续的隐性担保会引发道德风险等问题；随着产业的变迁，过去在低成本基础上建立的很多产业也难以为继，增长持续减速，经济下行压力较大，其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微观层面的资产负债表的恶化，进而带来新的金融风险。中国正面临着“风险性三角”，即经济效率下降，政策空间收缩，同时杠杆率上升。
黄益平表示，要关注高杠杆带来的风险，当前杠杆率高企主要集中在非金融企业方面，企业内部这主要体现在国企方面，民企从2009年以来一直在去杠杆。当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的时候，民企在去杠杆，国企却在加杠杆，某种程度上坏杠杆在上升，好杠杆在下降。
其中，需要关注僵尸企业的问题，僵尸企业平均的资产负债率76%，而正常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平均为51%。他强调化解风险应当打破刚性兑付、消除政策扭曲、出清僵尸企业、发展资本市场。
防范系统性的金融风险需要系统性的策略。黄益平认为，过去对金融风险采取了的措施大都各自为政。他建议强化政策统筹，金稳委应当实现统一标准、全覆盖和政策协调。“如果‘一行三会’的格局不改变，可以以货币政策委员会、金融稳定委员会和金融政策委员会三大工作委员会设立工作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