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培勇说，2008年到2010年，那时候保增长是压倒一切的任务，但是如今宏观经济的政策的目标不可能是单一的，当前中国政府所面对的宏观经济目标起码有如下7项：稳增长、保就业、防风险、调结构、稳物价、惠民生、促改革。这意味着当前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资源必须分别配置到7个领域中去，因此资源配置格局就会分散，这是新常态条件下中国宏观经济政策格局的一个突出变化，也可以叫作宏观经济工作思路的新常态。
高培勇认为，本届论坛以“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发展之路”为主题，这里所说的“新”起码有如下几个含义：其一，当前中国的经济形势变了；其二，各届对于形势的判断也发生了变化，因而用新常态来表达这种变化；其三，决策层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思路也在调整，相应的宏观经济政策布局也在做大调整。
其他与会的经济学家也持相似判断，并普遍强调，中国现在处于转型换态的关键时期，经济正在由传统态势转入新常态，通过哪些路径、如何成功实现这一“转入”值得深入探讨。比如在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蒋正华看来，进入新常态也就是进入了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他说：“现在我们要打造一个中国经济的升级版，就是要从粗放到节约、从低端到高端，结构调整的任务更加艰巨，所以需要各个方面共同努力。我们今后的工作，创新驱动是核心，发展消费是根本，而利用好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的这样一个环境，则是我们的一个动力。”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侯云春进一步阐述说：“我们能不能成功进入新常态，关键是有五个能不能。这五个问题解决好了，到那个时候我们不管是增长5%、6%还是7%，都是一个质量和效益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能上一个台阶的增长水平，什么时候我们实现了低投入、中速度、高质量、好效益和优良环境生态的发展状态，我们就成功地进入了新常态。”
侯云春指出，五个能不能主要是：第一是经济增速能不能稳住。调控部门不能一看增速低了就坐不住，采取强经济刺激措施试图把经济拉到高增长轨道上面。但同时也要防止经济一路下行掉的很低。第二是能不能管控风险。诸如产能过剩、房地产泡沫、地方债务等风险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时候被掩盖了，某种程度上甚至可能被消化了，但是到了经济增速减缓的时候，风险就可能暴露。所以要采取各种措施管控好风险，防止由个别的、局部的、暂时的风险演变为系统的、全局的风险。第三是结构能不能调整。要把资源要素由效率低的转到效率比较高的领域、部门、行业和企业，淘汰落后产能，通过兼并重组或让失去竞争优势的企业破产，使企业在市场机制作用下优胜劣汰。第四是就业能不能增加。一些企业开工不足，一部分人隐性失业，解决这些问题既需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也需要在经济结构的调整中注意发展劳动密集产业。第五是动力机制能不能转换。对政府要建立正面清单，法无授权不可为；对企业、对公民、对市场要建立负面清单，法无禁止即可为；此外要有责任性，法定责任必须为。
相对来说，多元化的宏观经济目标中，促改革与防风险更为经济学家所看重。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表示，迎接新常态要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是如何从人口红利转向改革红利。“有的学者做了测算，农民工在城市平均滞留的年限只有9年。户籍制度问题制约了劳动力的供给，使得我们劳动力短缺，因此户籍制度改革围绕着以农民工的市民化推进新型城镇化可以直接带来改革效应，可谓一石三鸟。”他表示，第一，让农民工在城市更稳定得到社会保障，直接增加了劳动力供给；第二，让农民工从生产率低的农业部门向生产率高的部门转型，提高了生产率。第三，让农民工就业更充分、社会保障更充分，这样他们的收入分配就会得到改善，从而产生巨大的消费需求，使宏观经济更加稳定。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赖小民强调，要特别注重通过改革防范风险。赖小民认为，应该加强产融结合，特别是加大金融改革，推行利率市场化，真正构建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他说，中国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比例差的非常远，现在企业融资主要靠银行。到今年8月份，整个银行业的总资产达到了162.7万亿，占到了银行、证券、保险、非银行机构、影子银行五大板块总资产的90%以上，应该把这个比重降下来，把证券、保险的比重升起来。换言之，也就是应该减少间接融资比例增加直接融资比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