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体也是一个自组织系统。从自组织系统的角度看，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美国经济摆脱了滞胀困扰之后，在经济全球化与金融的资产证券化推动下，必然会演变发展到金融危机前的状态，虽然这种状态发展的时间进程是不确定的。换言之，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不可避免，决不是任何有预见性的经济学家与政府官员可以阻止。危机爆发后对危机中有关事件处理方式的不同，处理时机的把握不同，力度相异，比如是否让雷曼兄弟公司破产，或之后是否采取量化宽松政策，都将影响危机后美国经济的形态。但不管危机处理的方式如何，危机后美国经济形态与危机前已大不相同，进入另一个自组织系统。
从一个自组织系统到另一个自组织系统的转换期，就是自组织临界点(self-organized critical point)，或称为相界，对美国经济来说就是2008-2009年的危机期。对日本经济来说，上一个相界就是1989-1991年的房地产泡沫爆破期，而目前则处于另一个相界，即从经济几乎不增长、贸易顺差、日元升值、通货紧缩的经济状态进入一个新的状态，这个新的形态无疑受安倍各项政策的影响，是偶然的。
对中国经济来说，上一个临界点出现在1977-1980年间。这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换的拐点，这个拐点的实现首要归功于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的卓越贡献，拐点的形状，取决于当时领导人的远见、思想与魄力，是偶然的。
中国经济的另一个临界点，拐点期，当是2008年危机爆发后直到现在。这一点之后，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将改变。这一点之前，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是通过改变物质形态，生产、制造更多有形的物质，来提高社会的经济价值。这一时期，资本在经济发展中占主导地位。这一点之后，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可能会转变为通过提高劳动与知识的价值，来提高社会的经济价值。
换言之，当前中国领导人的远见、思想与魄力，以及由此形成的政策对未来相当长时间中国经济的演变形态起到关键性的作用。这也是偶然的。
也就说，如果政策得当，导向正确，今日这一点之后，尽管中国经济还会面临众多问题，如地方债过高、产能过剩、影子银行等等，可能给中国经济带来一时的波动，却不会妨碍中国经济在新的相态下，按照自组织系统的内在规律稳步发展。
至今我们还不能很好地解释自然界自组织系统演变的内在力量，如地壳为何会以这样的形式运动，河流的为何会以这样的形态分布。不过经济体作为一个自组织系统演变的力量一定是“利益”，尽管力量的主体各不相同，层次多种多样，形式丰富多彩。
比如，20世纪80年代之后，因为全球化与资产证券化让世界的主要经济体无论是发达的还是发展中的都从中受益，让相关经济体中的企业与个人普遍获益，尽管发达经济体与发展中经济体受益的程度可能不同。因此，经济全球化与资产证券化的力量就会自我强化，冲破任何阻碍，包括理性的政策与监管，演变到极端而爆发危机。换言之，2008年金融危机的种子早于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种下。
同样，20世纪70年代未的改革开放让绝大多数中国人受益，是大多数人的利益，必然克服任何旧有的利益集团的阻碍，不断向前发展。但是到了发展的后期，受益者变成了少数者，说明原来的发展动力已经衰竭。
今天，中国经济又到了一个转折点。政策制定者必然会感受到有形的利益集团的掣肘，他们是上一个周期的受益者。如果不能改变原有的格局，中国经济的新相态就会表现为经济增长低迷、失业率高企、贫富差距高居不下，即进入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
而有远见且充满智慧的政治家一定是在这一关键时期，培育、扶持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力量。一旦新力量成形，就会自我强化，自我发展，自我壮大，中国经济就会进入新的发展形态。这个新力量一定是来自大众，一定是绝大多数人受益的力量。大众所拥有的只是劳动与知识，换言之，如果劳动与知识能够逐渐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那中国的新型经济就不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种空的东西……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