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改变这两种依赖，首先我们要切实厘清市场经济的制度内涵。市场经济是一种信用经济，任何经济的参与者，包括政府和企业，都不能逾越法律所规定的权力，也不能侵犯法律所赋予的权利。中央银行和财政部一定要实施负责任的经济政策，既要维持物价的稳定，也不能有害于地方经济的发展
“路径依赖”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诺思教授在研究制度变迁的过程中提出的一种理论。目的是解释为什么有些国家可以走向自我革新的道路，而有些国家则陷于低效率的经济路径上。这个理论强调的是初始的选择对国家和地区后来经济发展的影响至深至巨，要改变制度变迁的路径非得付出极大的成本克服方方面面的阻力才能从低水平转换到高水平的路径上。诉诸中国目前的状况，我们不得不指出的是中国经济出现了严重的路径依赖症，简述如下：
第一，严重依赖于中央政府的货币与财政政策。没有哪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经济发展如此高程度地依赖于政府的行为。虑及源头，当然是在经济发展初期，中国政府在计划经济的体制下对经济生活全方位介入，三十年下来，把国民经济做得一塌糊涂，终于明白计划经济没有出路。而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只有政府来主导，因为当时中国没有民间的话语也没有民营的企业，只能是政府出面来进行经济转型。这种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最大的毛病在于，到了经济达到一定的水平，政府部门就不愿意进行自己权力的下放。从国家发改委对所有的行业、地方政府的经济规划、重大项目的审批力度之大，可以看出实际上在简政放权方面一直没有突破。这种项目找北京，投资找北京，贷款找北京，有时候连市场都找北京的习惯变得越来越“自我强化”。地方官员如果能够与北京的部委和央企建立起良好的公私关系，拉几个大项目到本地区就可以做出漂亮的政绩。因此，在强势且有钱的中央政府之下，地方独立发展经济的能力遭到了严重的压抑。因此，中国经济是一有风吹草动，地方和企业就天天盼着中央政府能够实施宽松的财政与货币政策。为了应对美国的金融危机，中央银行超发了天文数字般的货币，以致新一届政府在货币政策上最多只能选择中性的政策，既不提高货币发行的增速也不降低。而一直以来没有纪律的财政政策实施到今天恶果连连，从国家层面看，养老基金出现严重的问题，从地方看则是债务偿还问题。
第二，转型升级严重依赖于技术引进，漠视自主的技术创新。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基本的政策就是市场交换技术。当然，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市场的开放已经是义务，而不能附加技术输入的条件。但是通过行政障碍等手段，中国仍然可以要求外国厂商开放一定的技术，高铁的建设就是最明显的实例。市场换技术作为在初期不得已的办法，一旦相关的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特别是汽车行业，尝到了甜头，就自觉与不自觉地放弃了自主创新的冲动与行动。中国的技术进步基本上都是外来输入，然后国内消化吸收。在经济起步的早期，这样做也是一种非常明智的选择，问题在于一旦走上了这条路径，自主创新之路就变得很艰难。首先，既然是外来的技术，那么保护的力度就远远不够，甚至是故意放纵，软件知识产权的保护就是一例。其次，盗版的存在，名义上中国的企业与居民获得了短期的好处，但一旦养成不尊重知识产权的习惯，对国内的创新同样也不会重视，导致中国的软件业发展远远落后于欧美，甚至印度。对国外技术的深度依赖是中国转型升级最大的障碍。
要改变这两种依赖，首先我们要切实厘清市场经济的制度内涵。市场经济是一种信用经济，任何经济的参与者，包括政府和企业，都不能逾越法律所规定的权力，也不能侵犯法律所赋予的权利。中央银行和财政部一定要实施负责任的经济政策，既要维持物价的稳定，也不能有害于地方经济的发展。简政放权与减少税赋，可能是当下经济管理部门最需要做的事。而对于企业而言，创新是转型升级的首要任务，如果还停留在产业链的低端，满足于赚取一点点加工费，随着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红利出现，我国企业连赚代工费的机会都可能渺茫。尊重知识产权，加大技术创新的投入，才是中国企业长久的立身之本。为此，我们不断创新经济管理与运行的制度，尤其是法律制度，使得依赖于权力和劳动力红利的业态能够发生革命性的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