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志军
据报道，去年巨亏82.3亿元的中国铝业，今年再次面临巨亏—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中铝亏损18.5亿元。而与作为央企的中铝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国内几大民营铝企的报表，在过去几年间却“形势大好”。如过去四年间，南山铝业分别实现净利润7.3亿元、7.8亿元、10.2亿元和6.9亿元。此外，在毛利率上，中铝同样完败于同行业的民企：半年报显示，今年上半年，南山铝业氧化铝板块的毛利率为7.87%，中铝则为2.26%。
多数研究表明，在过去的若干年里，央企等国企在多个方面都要远逊色于民企。从净资产收益率看，央企要远低于民企（研究显示：2001年至2009年，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平均的净资产收益率为8.16%，非国有工业企业平均的净资产收益率为12.9%。）。从盈利水平看，央企等国企也远低于民企（如中国企业联合会和中国企业家协会课题组的研究结果显示：2010年，国企资产利润率为1.5%，低于民企的3.14%；人均利润水平为5.27万元，远低于民企的7.86万元。从劳动生产率看，国企的人均收入为97.88万元，明显低于民企的135.9万元。而从资产运作效率看，国企的资产周转率为0.28次／年，明显低于民企的0.59次／年）。当然，如果排除垄断性行业的央企，光就竞争性行业的央企与民企之间的比较而言，央企则更是完败于民企—中国铝业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
问题是，为什么央企会完败于民企呢？
上述报道认为，导致中铝完败于民企的原因有二：“一是管理不行，二是机制不行。”其中，在管理方面，突出的表现为冗员过多和管理层级过长。在机制方面，则把原因归咎于缺乏自建的电厂。
是的，管理和机制方面的弊病是国企绩效远低于民企的主要原因。但我们要问的是，是什么导致了国企存在如此多的管理和机制弊病？
企业里要解决的问题有二：一是做好对管理层尤其是高管的激励；二是做好对员工的激励。不过，要解决这些激励问题，需要一套好的制度。当基本的制度安排出现问题时，管理和机制弊病就不可避免了。就中国的国企而言，基本的制度安排有以下问题：一是所有权的虚置。名义上，国企归全民所有，但实际上，由于委托代理链条的过长，常常导致普通国民既无法行使其所有者的权力，也无法享受其收益。二是控制权的失守。即便我们说，可以委托政府来行使所有权，但事实上，由于监督和考核的困难，由于串谋和被俘获的可能，政府也无法真正代理国民来有效履行所有者的权利，因此，政府对于国企管理层的监管和控制在很大程度上，会由于信息不对称等原因而走向失守。三是债务的软约束。对民企来说，由于其股权性质，其负债天然就是硬约束的。即民企的负债最终要由其股东来承担。因而，在投资时，它们必须以成本为约束，以效率为准绳，以利润为追求，慎重又慎重。然而，对国企而言，其债务却是软约束的—国企的管理者非企业股东，只是代理人，他们并没有责任去承担经营不善所引起的债务恶化。债务软约束之下，国企就有不断扩大投资的冲动—不管投资的回报率和风险如何。
在以上制度安排下，对国企高管的激励无法真正做到位就成为一种必然的宿命。于是，我们既可以发现国企在投资方面的冲动和债务的不断扩大，也可以看到国企高管的腐败猖獗，更可以发现国企在用人上的裙带关系。
进一步的问题是，这些有问题的制度安排是怎样生成的？经济学研究表明，制度的生成和演化是由不同集团间的权力结构所决定的，即不同集团的权力相差越大，处于强势的集团就越有能力决定制度的生成和变迁。具体而言，在影响国企的改革和基本制度安排上，权力结构的失衡带来了以下影响：其一，既得利益集团的权力优势阻碍着对竞争性国企进行根本性改革。就中国而言，按理说，国企早就应该退出竞争性领域了。但由于集体行动的逻辑，人数占优的普通民众相比于人数较少的既得利益集团而言，却没有权力上的优势。因此，那些既得利益集团可以借口国企事关国民经济命脉、事关国家经济安全、事关党的执政地位和社会主义本质为由，来游说或要挟中央政府来对其进行根本性的改革。因为，他们知道，只有在所有权虚置下，他们才能获取真正的控制权和收益权。
其二，权力的不均衡，也使得民众无法对国企在债务方面的行为进行有效的制衡。国企面临的是债务软约束，其最终的债务要由纳税人来承担。然而，纳税人却没有多少权力来监督国企的债务状况，也没有多少权力迫使政府加强对国企债务的监管。而债务的软约束就使得国企管理层更方便去追求其他的目标，而非企业盈利目标。
其三，国企内部的权力失衡也使得对于管理层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大打折扣。在国企内部，外部股东与国有股东、董事会与监事会、管理层与一般员工等群体之间的权力是严重不均衡的。这种不均衡，使得董事会和管理层成为国企事实上的控制者，也使得对他们的监督和约束难以到位。
从中铝完败于同行业民企的案例以及其他大量的类似案例中，可以推断，对国企进行根本性的改革已刻不容缓。当然，改革的方向应该是：第一要尽快推动国企退出竞争性行业；第二要着力破除进入障碍，打破国企的垄断；第三要在人大建立国企委员会，对政府（主要是国资委）是否有效行使国企监管者的职能进行问责；第四要硬化国企债务，防止国企盲目举债；第五要推动国企建立员工委员会，以制衡管理层的权力；第六要加强国企经营的透明化和公开化；第七要完善经理人市场，并加大对国企管理层权力的约束。
（作者系经济学博士，湖南科技大学经济学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