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4月，国民政府军事机构大改组，国防设计委员会易名资源委员会，王守竞任专门委员。1936年9月，成立机器制造厂筹委会，指定王守竞为委员。

 

　　1937年来，王守竞一直致力于与美国企业谈判，准备引进航空发动机制造技术，筹建汽车制造厂。1939年，美国斯蒂瓦特汽车厂因经营不善，将整厂出售。资源委决定全部购进机器设备，制造中型卡车。王守竞接到命令，立即派史久荣等人赴美办理洽购事宜。机器设备加上材料和零部件，总计为2000吨，于1939年8月起，从纽约陆续运回。1939年9月9日，中央机器厂正式成立，汽车制造厂是下辖5个分厂之一，史久荣被任命为厂长，厂址在昆明茨坝。他在美国一边办理拆迁事宜，一边着手卡车设计工作，并将这个尚未出世的“婴儿”命名为“资源牌”。

 

　　史久荣设计过程和图纸以及成果等资料至今无存，唯一能够找得到的，仅有1941年9月出版的《资源委员会公报》第一卷第三期刊载的一篇文章中保留了一些讯息。文章题目为《中国公路行驶车辆之需要与资源牌汽车之设计及其成绩》。其提要称，目前公路运输极其重要，适合我国公路行驶的车辆尤为急需。特设计资源牌货车一种，载重4吨，在国内外历经试验，成绩良好。现在推行制造，预计不久将有相当数量出品。

 

　　中国当时的燃料没有汽油和柴油，所以常常想到酒精、煤或者炭气。该种卡车的引擎不能用这些燃料，即使能使用，所发的力也小，效益也低。所以放弃了原来的设计，依据中国公路的情形需要彻底设计，选用最优良、最高等、最可靠的材料，用了6个月时间，完成了资源牌货车的全部设计。

 

 

　　从美国运来的设备和器材已经全部到了越南海防，只因数量庞大一直从滇越铁路转运。昆明的厂房也基本竣工，只等设备一到，即可批量生产。不料，1941年初，日本侵占了东南亚，先是强迫越南当局停止转运，封闭滇越铁路，后又占领海防，武装夺劫，抢夺了中央机器厂遗留在海防的汽车生产设备300余吨。中央机器厂从美国运来的汽车生产设备和器材，只剩下抢运到仰光的260余吨，运至畹町暂存。当时滇缅公路运输紧张，国内缺乏重型车辆运输，而且澜沧江铁索桥限载10吨车辆通行，设备无法运达昆明。王守竞决定在龙陵县筹建临时汽车厂。1941年底，在尚未安装设备的情况下，试制成功资源牌汽车2辆。中央机器厂1942年及时调整年度生产计划，由原来年产3600辆缩减为年产300辆。

 

　　1942年5月4日，龙陵县陷入日寇手中，中国汽车工业早期的又一棵幼芽，再次被侵华日寇摧毁。1944年6月最后一次反攻中，龙陵分厂被盟军飞机炸为废墟，所有设备早被日寇劫夺一空。整个抗战过程中，日寇多次从越南基地起飞，轰炸抗战大后方昆明，也重点轰炸中央机器厂。这场浩劫之后，中央机器厂已经没有能力继续制造汽车。

 

　　仅存的6辆资源牌汽车一直作为中央机器厂的重要运输工具，总计行程数十万公里，丝毫不逊色于进口汽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机器厂演变为昆明机床厂，这6辆车仍然继续使用，直到1956年昆明机床厂分配到国产的第一批解放牌汽车后，这6辆资源牌汽车才停止使用。可惜年代久远，经过大跃进时期的“大战钢铁”，资源牌汽车至今残骸无存，甚至连一张照片也没有留下。

 

 

　　在旧中国，我国根本无汽车工业可言，更谈不上石油工业。当时汽车90%以上来自美国，由于美国汽车采用汽油发动机，我国的汽车和汽油全靠进口，所以“七七事变”前，一些有远见的国人，为了不因石油缺乏使汽车变成废铁，曾经做过一些定式煤气发生炉用于汽车、利用木炭瓦斯代替零星汽油的尝试，效果不错。抗战爆发后，日本封锁了海上运输，汽油来源断绝，国内仅有的一点汽油，只能供应军用车辆使用。一般的民用汽车，在汽油供应紧张的情况下，只能采用以煤气、酒精代替汽油的办法，以坚持抗战，维持生产生活，保证运输工作顺利。

 

　　中央机器厂不但生产汽车，1939年5月，还投入对煤气车改装的研究试验工作。先是依据当时的中央煤气车推广委员会的图样试制了一部，效果不太理想，只有重新设计改良。正好英国煤炭汽车专家麦克唐纳经过昆明，给予指导意见，又经过数月的研究设计，于11月底造成新式煤炭汽车。该车曾经开往禄丰试车，载重2.5吨，所有坡度均能爬越，未用点滴汽油；速度在平路平均每小时30公里，重载爬坡每小时10公里；试车结果理想，准备改良后开往重庆试验。

 

　　工程师管中一主持煤气车组工务后，曾亲自驾驶煤炭汽车在滇缅公路试车，返回到安宁附近时，不幸失事牺牲。为了纪念管中一的奉献精神，王守竞将该种大批量生产的煤气车命名为“中一”牌。1941年3月，中央机器厂以煤气车2辆组队，由王守竞胞弟王守武带队驶往重庆，展示中央机器厂技术成就并推销产品。投放市场后，煤气车以其优良的性能大受欢迎，供不应求。